【宝马娱乐在线】关于启动《中华道藏》续修工程的倡议

陈国符的道藏研究饮誉海内外,他于1963年修订再版的《道藏源流考》,被国内外学者奉为“经典”和研究道藏的必读书。《道藏源流考》令人信服地重建了从陆修静的三洞道经到《玄都宝藏》的发展过程。由于陈国符认为《正统道藏》的编撰混乱以及编者的无能,他并未对明《道藏》进行深入的研究。此后他于1983年发表的《道藏源流续考》,则主要致力于外丹的研究。日本学者福井康顺的《道教的基础研究》,开辟了日本道藏研究的新领域。此后,吉冈义丰的《道教经典史论》则深受陈国符研究的影响,被认为是继陈国符道藏研究之后的第二人,他沿着陈国符的足迹继续向前探索,补充了不少新材料,尤其是那些来自佛教的资料和敦煌的道教文献。大渊忍尔在道教文献及道教仪式研究方面成就卓著,特别是在早期灵宝经、敦煌道藏和道藏形成的问题上作出了杰出的贡献。他编著的《敦煌道经目录编》被认为是著录敦煌吐鲁番所出道教文献的最好成果。在中国台湾地区的8年,施舟人意识到道藏研究的重要性,而皈依道门的经历加深了对道经传承重要性的理解,而这也为他在欧洲发起跨国“道藏工程”的宏伟计划奠定了坚实基础。

《道藏》的历史古老而悠久,而《道藏》的研究却姗姗来迟。《道藏》缺乏系统研究的现状,直至1991年《道藏提要》和2004年《道藏通考》的出现才得以改变。而《道藏通考》对明道藏的研究,无论是从系统性、学术性、严谨性和周详性,还是从该书作为一本道藏研究工具书的实用性、索引的方便性和参考文献的翔实性,以及对西方学术成果吸收整合的力度来说,都大大超过了既往的研究,是任何一个东方学研究机构和中国宗教研究者都无法回避的重量级的、具有里程碑意义的学术研究成果。

“道士”学者、原法籍荷兰汉学家施博尔(Kristofer
Schipper)在回答台湾《光华画报》杂志社记者王家凤女士问话时,曾谈到《道藏》问题。他说:“民国十五年,上海涵芬楼翻印了几百部明版《道藏》,价钱很贵,当时一般中国大学买不起,结果大部分被日本、欧美学术界买走了。那时候,道藏被研究出来的还不到百分之十,日本、法国……很多人研究,才愈来愈多人注意”。(引自王家凤、李光真著:《当西方遇见东方》(When
West MeetsEast),台北光华杂志社,1980年8月版,第144页)

明清以来,道教的传播趋于民间化。民间秘传的各种道经抄本、科仪文本、内丹养生功法秘诀、乩书、劝善书等,数量甚多,其中有许多《道藏》未收的道书。法国道教学者施舟人曾搜集民间道书抄本达数千卷,据说已制作成电子版。台湾中研院王秋桂搜集的民间科仪文本,已经出版。此外还有正在结集出版中的民间家传道教典籍,如《尙氏珍藏道教文献丛书》等。这些来自田野调查的活资料,已引起国内外道教学者的重视。

(作者系国家社科基金项目“《道藏通考》的翻译与研究”负责人、四川大学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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著名道学研究者施舟人教授

明《道藏》的编校刻印不精,文字错讹缺漏,符图断烂模糊,近代出版的各种影印本,比原木刻版更加模糊不清,造成阅读困难。《中华道藏》以涵芬楼本、新文丰本、文物出版社等三家影印本为底本,对原本错漏衍讹文字作了校补,附校勘记。按现代古籍整理规范,全部正文加以新式标点。

《道藏》的历史古老而悠久,而《道藏》的研究却姗姗来迟。《道藏》缺乏系统研究的现状,直至1991年《道藏提要》和2004年《道藏通考》的出现才得以改变。而《道藏通考》对明道藏的研究,无论是从系统性、学术性、严谨性和周详性,还是从该书作为一本道藏研究工具书的实用性、索引的方便性和参考文献的翔实性,以及对西方学术成果吸收整合的力度来说,都大大超过了既往的研究,是任何一个东方学研究机构和中国宗教研究者都无法回避的重量级的、具有里程碑意义的学术研究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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道经总集从此公开于世,由道观流向社会。当时每部实价八百银圆,确实很贵。“明清二代,颁赐各处道观《道藏》甚多,以屡经兵焚,见存者寥寥可数,《道藏经》道成秘笈。及北京白云观《道藏》影印于世,学者始得读《正统道藏》及《万历续道藏》矣”。(引自陈国符:《道藏源流考》,1963年版,上册第182页)

仅从以上列举的十多项资料看,可编入《中华道藏》续集的文献极为丰富。本人预估这些典籍数量至少应为明《道藏》的3–5倍,大约23亿字左右。

施舟人主持的欧洲“道藏工程”肇始于1976年。在巴黎举行的欧洲汉学大会上,施舟人提议启动一项《道藏》研究工程,旨在完成关于明《道藏》的第一份详尽系统、研究性的文献学考述,考证所有经文的时代、作者、价值,概述其内容,得到参会者的支持。1978年,这一计划获得欧洲科学基金会为期四年的资助。为了更好地开展《道藏通考》研究,施舟人建立了高效协作的工作模式:将欧洲“道藏工程”总部设在巴黎高等研究实验学院,专家指导委员会由鲍吾刚、龙彼德、康德谟、施泰宁格、许理和、施舟人6人组成,下设法国巴黎小组、德国沃尔兹堡小组和意大利罗马小组。每个小组通过协作研究的方式工作,很好地解决了对《道藏》中每一部经典进行系统性、协作性研究的问题,保证了研究的质量。研究既吸收整合了半个多世纪以来西方道教的成果,也吸收整合了这一时期日本和中国的研究成果,可谓撷百家之英,熔铸一炉。《道藏通考》还是道藏研究中跨国合作历时最长、参与人员最多的范例。从1976年开始的欧洲“道藏工程”,集29位撰稿人近30年的心力最终完成,其中有24位欧洲学者、3位在欧洲的中国学者和2位美国学者。书稿的不同部分最初用法语、德语、英语及意大利语四种文字写成,最后统一成英文出版。

陈国符的道藏研究饮誉海内外,他于1963年修订再版的《道藏源流考》,被国内外学者奉为“经典”和研究道藏的必读书。此后,吉冈义丰的《道教经典史论》则深受陈国符研究的影响,被认为是继陈国符道藏研究之后的第二人,他沿着陈国符的足迹继续向前探索,补充了不少新材料,尤其是那些来自佛教的资料和敦煌的道教文献。而《道藏通考》对明道藏的研究,无论是从系统性、学术性、严谨性和周详性,还是从该书作为一本道藏研究工具书的实用性、索引的方便性和参考文献的翔实性,以及对西方学术成果吸收整合的力度来说,都大大超过了既往的研究。(作者系国家社科基金项目“《道藏通考》的翻译与研究”负责人、四川大学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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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华道藏》续集的编修,是一项巨大的文化工程。个人预计从筹备、开工到完成,至少要花费十年以上的时间,动用的学术力量及资源经费也是巨大的。因此需要预先精心策划,集思广议,谋定后动。相关的筹备及规划、启动工作,应该召集专题研讨会详细研究论证。本人依据参与组织编修《中华道藏》的经验,并观察近年来《儒藏》《大藏经》《中华大典》《清史》等大型文化工程的实施情况,初步提出一些设想,以为抛砖引玉。

道教,被西方学者视为对人类文明贡献极大的文化基因库,保存了丰富的文化传统。较而言之,世界各大宗教经典几乎都得到了非常精深系统的研究,唯有道教的《道藏》是个例外,作为道教经籍总集的《道藏》长期以来饱受冷落,无人问津。1910年,刘师培旅居北京白云观,他抛开成见,通览明《道藏》,后来发表《读道藏记》,乃空谷足音。1911年,法国神父戴遂良发表了一份明道藏的目录。这份目录是转译自明代道士白云霁的《道藏目录详注》。戴遂良最大的问题是未校勘道藏原书,由于他依据白云霁《道藏目录详注》,白云霁失录的道藏文本,他也失录,因此有不少的错漏。翁独健1935年出版的《道藏子目引得》以戴遂良的目录为基础并修正了他的错误。此外,马伯乐对道藏研究贡献巨大,他对道藏文献的研究是拓荒式的,创造了被称为“内部文本批评法”的具体文献断代法。当年他在全无道教知识的情况下,凭着对文献内在理路的判断,解析出上清和灵宝两大类文献。

施舟人主持的欧洲“道藏工程”肇始于1976年。在巴黎举行的欧洲汉学大会上,施舟人提议启动一项《道藏》研究工程,旨在完成关于明《道藏》的第一份详尽系统、研究性的文献学考述,考证所有经文的时代、作者、价值,概述其内容,得到参会者的支持。1978年,这一计划获得欧洲科学基金会为期四年的资助。为了更好地开展《道藏通考》研究,施舟人建立了高效协作的工作模式:将欧洲“道藏工程”总部设在巴黎高等研究实验学院,专家指导委员会由鲍吾刚、龙彼德、康德谟、施泰宁格、许理和、施舟人6人组成,下设法国巴黎小组、德国沃尔兹堡小组和意大利罗马小组。每个小组通过协作研究的方式工作,很好地解决了对《道藏》中每一部经典进行系统性、协作性研究的问题,保证了研究的质量。研究既吸收整合了半个多世纪以来西方道教的成果,也吸收整合了这一时期日本和中国的研究成果,可谓撷百家之英,熔铸一炉。《道藏通考》还是道藏研究中跨国合作历时最长、参与人员最多的范例。从1976年开始的欧洲“道藏工程”,集29位撰稿人近30年的心力最终完成,其中有24位欧洲学者、3位在欧洲的中国学者和2位美国学者。书稿的不同部分最初用法语、德语、英语及意大利语四种文字写成,最后统一成英文出版。

据法籍德裔汉学家安娜·赛德尔(Anna
Sei-del,1938~1991)在绝笔之作《西方道教研究编年史(1950~1990)》(Chronicle
of Taoist Studies in
theWest,1950~1990)中的第三部分《文献》中指出:“1910年前后,巴黎国家图书馆得到两套残缺的明代正统《道藏》(《大明道藏经》,1444~1445年印),这是最后一次奉皇帝之令在中国收集并刊刻的道藏。这部《大明道藏经》及其续编——印于万历年间的《续道藏经》,构成了最广泛也是最可靠的道教研究文献。对这些文献的研究在中国曾被忽略。直至1911年,才有一位对《道藏》的宗教内容感兴趣的中国学者(这里指刘师培,1884~1919——引者)首次发表了《读道藏记》,而同一年载遂良神父(Father
Leo
Wieger,1911)已用法文拟定了第一份《道藏》目录,沙畹(1913、1919)和伯希和研究并翻译了带回巴黎的道经。”

民国时期,上海涵芬楼印书馆据白云观藏本影印明《正统道藏》350部,改梵夹装为线装册页本,凡1120册。1977年,台湾新文丰出版公司据涵芬楼本影印,改为十六开精装本60册。1988年,北京文物出版社、上海书店及天津古籍出版社,三家联合影印精装本36册。

此外,值得一提的是由任继愈和钟肇鹏主编的《道藏提要》。该书是第一部以提要形式揭示道教内容的大型工具书,吸收了中国和日本学者的研究成果,受到国内外学者的高度评价。《道藏提要》仿照《四库全书提要》的体例考订介绍了道藏中道经的时代、作者、内容,不足之处是没能充分吸收西方学者特别是欧美学者的研究成果。朱越利编撰的《道藏分类题解》,参照中国图书馆图书分类法,对《道藏》重新分类,以方便现代人使用。王卡的《敦煌道教文献研究:综述·目录·索引》吸收了大渊忍尔目录的优点,乃是敦煌道经研究的一部力作。潘雨廷的《道藏书目提要》对道藏中286部道经撰写了提要,对所选道经的内容、思想和版本线索皆有考辨。《道藏通考》出版之后,《道藏》的研究仍在持续推进:2008年丁培仁的《增注新修道藏目录》出版,该书从各种文献中收罗出6000种道书书名,对多数道书进行了大体的考证;2011年《正统道藏总目提要》出版,作者萧登福以一己之力撰写了全部《正统道藏》的提要,令人感佩,该书吸收不少新近的研究成果,非常难能可贵。

(作者系国家社科基金项目“《道藏通考》的翻译与研究”负责人、四川大学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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宝马娱乐在线,19891994年间,四川成都巴蜀书社出版一部大型《藏外道书》。该丛书由胡道静、陈耀庭等道教学者编集,全书共36册,收录道书1042种。所收道书均为明《道藏》未收的明清晚出道经秘笈、近代考古发现的古佚道书,以及民间秘本、抄本、近现代学者研究著作等。1999年北京九洲图书出版社出版《道书集成》60册,汤一介主编、丁煌、张广保副主编。2006年安徽黄山书社出版《三洞拾遗》20册,王卡、汪桂萍主编。收入的道书,有部分系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所、宗教所收藏的古籍珍本,不见于明《正统道藏》及《藏外道书》。2011年北京宗教文化出版社出版了熊铁基、陈红星主编《老子集成》十五册,共搜集整理先秦至民国时期《道德经》传本及注疏265种,逾千万字。其编辑体例仿照《中华道藏》,但有多种未收入《道藏》的孤本及善本。

由施舟人和傅飞岚主编的《道藏通考》三卷本,2004年由美国芝加哥大学出版社出版。该书的出版发行堪称道教研究史上最重大的历史事件之一,也是汉学研究史上的一座里程碑。《道藏通考》同孔丽维主编的《道教手册》、玄英主编的《道教百科全书》一起,被公认为西方关于道教的重要工具书。与后两本著作相比,《道藏通考》的研究过程对文献版本的选择更为严格,对道经的解析也依据最可靠的研究,被誉为欧洲汉学界集大成之作。

职务:国家社科基金项目“《道藏通考》的翻译与研究”负责人 职称:教授

《正统道藏》刊成后,在明清两代曾多次印刷,颁赐各地道教宫观。光绪庚子年八国联军侵入北京,《道藏》经版悉遭焚毁。各地宫观所藏的《道藏》印本,也因战乱灾祸而存者甚少,北京白云观原藏有明代印制的《道藏》,这是一部迄今能够见到的惟一保存完好的明代《道藏》。

5、新编目录索引

此外,值得一提的是由任继愈和钟肇鹏主编的《道藏提要》。该书是第一部以提要形式揭示道教内容的大型工具书,吸收了中国和日本学者的研究成果,受到国内外学者的高度评价。《道藏提要》仿照《四库全书提要》的体例考订介绍了道藏中道经的时代、作者、内容,不足之处是没能充分吸收西方学者特别是欧美学者的研究成果。朱越利编撰的《道藏分类题解》,参照中国图书馆图书分类法,对《道藏》重新分类,以方便现代人使用。王卡的《敦煌道教文献研究:综述·目录·索引》吸收了大渊忍尔目录的优点,乃是敦煌道经研究的一部力作。潘雨廷的《道藏书目提要》对道藏中286部道经撰写了提要,对所选道经的内容、思想和版本线索皆有考辨。《道藏通考》出版之后,《道藏》的研究仍在持续推进:2008年丁培仁的《增注新修道藏目录》出版,该书从各种文献中收罗出6000种道书书名,对多数道书进行了大体的考证;2011年《正统道藏总目提要》出版,作者萧登福以一己之力撰写了全部《正统道藏》的提要,令人感佩,该书吸收不少新近的研究成果,非常难能可贵。

台湾艺文印书馆早在1962年,随后在1977年缩印《道藏》,改为36开本60册。同年台湾新文丰出版公司缩印《道藏》,编为16开本60册,此本增辑了部分藏外道书。日本学者野口铁郎和松本浩一合写的《最近日本的道教研究》一文中指出:“如众所知,台湾的艺文印书馆和新文丰出版公司把《道藏》加以影印出版,使研究者得以简单购得,是促进道教研究的最大原因”。(引自台湾道教会台南支会《道教学探索》第贰号,1988年版,第401页)

4、《中华道藏》续集收录的主要是明代至今出现的道教文献,此与前期整编明代《道藏》的工程还有一个重要区别。前期工程为照顾道教的经学传统,采用既保留三洞四辅分类名目,但又重新分编的变通办法。显而易见的是,续集的编辑结构已不可能保留三洞四辅名目。应该学习《中华大藏经》续编的经验,采用更灵活松散的分部框架结构。将道教文献分为一些相对独立的部类。如佚经部、文档部、史传部、方志部、金石部、类书部、科仪部、符图部、艺文部、民族部、域外部、论衡部等等。具体分那些部类还可讨论,大体上是将总集与丛书相融合的编辑架构。这样做的好处是可以将大项目化作一些子项目。每个子项目招标一个有研究基础的学术团队分别实施。哪个分部先完成可先审查结项和出版,无需等待其它分部,避免相互拖后腿。每过一段时间会有一两个阶段性成果问世,而非遥遥无期的只见投入不见产出。研究基础比较薄弱的分部,也不必为赶工期而粗制滥造。

作者简介

四、多版本《道藏》出版,道学研究愈发火热

8、国外道教典籍

陈国符的道藏研究饮誉海内外,他于1963年修订再版的《道藏源流考》,被国内外学者奉为“经典”和研究道藏的必读书。《道藏源流考》令人信服地重建了从陆修静的三洞道经到《玄都宝藏》的发展过程。由于陈国符认为《正统道藏》的编撰混乱以及编者的无能,他并未对明《道藏》进行深入的研究。此后他于1983年发表的《道藏源流续考》,则主要致力于外丹的研究。日本学者福井康顺的《道教的基础研究》,开辟了日本道藏研究的新领域。此后,吉冈义丰的《道教经典史论》则深受陈国符研究的影响,被认为是继陈国符道藏研究之后的第二人,他沿着陈国符的足迹继续向前探索,补充了不少新材料,尤其是那些来自佛教的资料和敦煌的道教文献。大渊忍尔在道教文献及道教仪式研究方面成就卓著,特别是在早期灵宝经、敦煌道藏和道藏形成的问题上作出了杰出的贡献。他编著的《敦煌道经目录编》被认为是著录敦煌吐鲁番所出道教文献的最好成果。在中国台湾地区的8年,施舟人意识到道藏研究的重要性,而皈依道门的经历加深了对道经传承重要性的理解,而这也为他在欧洲发起跨国“道藏工程”的宏伟计划奠定了坚实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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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敦煌道经

  • 国家社科基金项目“《道藏通考》的翻译与研究”

二、《道藏》的传承“命途多舛”

4、重新分类编排

由施舟人和傅飞岚主编的《道藏通考》三卷本,2004年由美国芝加哥大学出版社出版。该书的出版发行堪称道教研究史上最重大的历史事件之一,也是汉学研究史上的一座里程碑。《道藏通考》同孔丽维主编的《道教手册》、玄英主编的《道教百科全书》一起,被公认为西方关于道教的重要工具书。与后两本著作相比,《道藏通考》的研究过程对文献版本的选择更为严格,对道经的解析也依据最可靠的研究,被誉为欧洲汉学界集大成之作。

巴黎国家图书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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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保障《道藏》工程的实施,应在国家相关部门的领导下,遴选政界、道教界、学术界、出版界,及社会各界人士,组成独立的编撰委员会及基金会。其下分设项目管理、规划、学术、出版、宣传、后勤、监督等专门委员会,各司其职。首先应成立一筹备机构,先期策划实施项目论证、申报立项、人员配备、经费筹集等事项,并选定议事及工作地址。待立项工作完成后,以工程招标的方式,征召全国及境外有资质的学术单位和学术团队,分别按计划承包实施各子项目的编修工作。本人不是行政管理和工程策划专家,以上工作可向《儒藏》《大藏经》等大型文化工程的组织机构学习。

道教,被西方学者视为对人类文明贡献极大的文化基因库,保存了丰富的文化传统。较而言之,世界各大宗教经典几乎都得到了非常精深系统的研究,唯有道教的《道藏》是个例外,作为道教经籍总集的《道藏》长期以来饱受冷落,无人问津。1910年,刘师培旅居北京白云观,他抛开成见,通览明《道藏》,后来发表《读道藏记》,乃空谷足音。1911年,法国神父戴遂良发表了一份明道藏的目录。这份目录是转译自明代道士白云霁的《道藏目录详注》。戴遂良最大的问题是未校勘道藏原书,由于他依据白云霁《道藏目录详注》,白云霁失录的道藏文本,他也失录,因此有不少的错漏。翁独健1935年出版的《道藏子目引得》以戴遂良的目录为基础并修正了他的错误。此外,马伯乐对道藏研究贡献巨大,他对道藏文献的研究是拓荒式的,创造了被称为“内部文本批评法”的具体文献断代法。当年他在全无道教知识的情况下,凭着对文献内在理路的判断,解析出上清和灵宝两大类文献。

赛德尔又指出:“1926年,上海商务印书馆将藏于白云观的经折本《道藏》以摄影石影术复制并出版。要不是中国、日本和西方学者都有条件使用这一版本的《道藏》,马伯乐对中国文化中有关道教诸方面的研究以及后来的一切发现恐怕都难以问世。”

3、版式

姓名:张崇富 工作单位:四川大学

三、高价阻挡不了学界研究热潮掀起

道教自成立之初,即与中国西南地区的土家族、彝族、瑶族等少数民族的原始信仰有不解之缘。民国时期一些学者,已就道教与少数民族信仰的关系作过初步研究。2006年5月,德国慕尼黑举办第三届国际道教与当代世界学术会议,Lucia
Obi女士发表《巴伐利亚州立图书馆馆藏瑶族道教经书》报告,称该馆现存瑶族经书抄本2776种,其中汉文抄本经书867种,年代介于1720-1980年间。这些经书多与道教有关,该女士的研究著作已出版。据郭武教授访查,现在英国、美国也藏有瑶族道教文献,与德国藏本同为一个美国人收集品,总数有一千多种。这些文书对研究明清以来道教在瑶族中的传播及变化,是珍贵的资料。目前中国学者也开始注意搜集西南少数民族道教信仰相关的田野资料。

多版本《道藏》陆续出版

虽然在学术力量方面还稍有不足,但启动《中华道藏》续修工程的基本条件是具备的。首先,国家经济的发展为实施大型文化工程奠定了基础。《儒藏》及《大藏经》等工程既然能顺利立项,《道藏》工程所需费用也应能解决。其次,道教界与学术界的关系是五大教中最融洽的,双方合作可以弥补学术力量的不足。第三,我们已有前期编修《中华道藏》的成功经验,也可以吸取《儒藏》及《大藏经》等文化工程的经验。第四,改革开放以来道教学界在搜集整理和研究道教文献资料方面已取得不少成果,续修《中华道藏》的资料准备是相当充足的。下面简要概述一下近现代道教文献整理的重要成果,以及可列入续集的文献典籍类别:

接下来就是已故道藏史家陈国符(1912~2000)教授所著《道藏源流考》,在西方称为Studiesin
the Evolution of the Taoist
Canon。1949年中华书局出了第一版,1963年出增订版,1986年第二次印刷。作者在增订版序中指出:“初版印刷错误颇多,兹悉更正”。1983年台北明文书局出版了其《道藏源流续考》。

最近数十年来考古发现了许多道教古籍。五十年代中国书店从废纸堆中发现《太清风露经》一卷,据考证是元代《道藏》的残留。1973年长沙马王堆汉墓出土的帛书及竹简书,有大批西汉黄老道家的著作,包括帛书《老子》《导引图》《养生方》、竹简房中书等。收入文物出版社编《马王堆汉墓帛书》。1973年河北定州八角廊汉墓出土竹简本《文子》。八十年代湖北江陵张家山汉墓出土竹简本《引书》及《养生书》。九十年代荆门市郭店楚墓出土竹简本《老子》。这些黄老家及神仙家的著作,是研究早期道教起源的珍贵资料。

一、《道藏》首现巴黎

《中华道藏》第49册,除保留明《道藏》旧目录外,新编《总目录表》及索引,可供查阅五种明《道藏》版本。又新编《道藏经书引用书名索引》,旨在帮助学者考证道教典籍源流。是迄今最完整的引书目录。

翁独健(1906~1986)编《道藏子目引得》,1935年由哈佛燕京学社在北平出版,为西方汉学常用的道藏检索工具书,被译作Havard-YenchingIndex
Number of Texts in
Tao-tsang,影响甚广。1986年上海古籍出版社重印。全书内容分为“分类引得”、“经名引得”、“撰人引得”、“史传引得”。这部著作依据明正统道藏和万历续道藏,还有元人的《道藏阙经目录》和清末编成的《道藏辑要》,编制精审,资料独详,是一部手边必备工具书。

明代编修《道藏》之后,清朝及近现代四百余年间,未曾由官方组织续编《道藏》,民间编辑道经的活动仍有不少。清嘉庆年间侍郎蒋元庭编刻的《道藏辑要》,收录道书173种。后经数次增刻,至光绪三十二年贺龙骧、彭翰然等人在成都二仙庵第四次重刻《道藏辑要》,收入的道书增至287种,分作245册,其中114种是《道藏》未收道书。民国年间丁福保编辑的《道藏精华录》,收入道书100种,分为10集,其中也有明《道藏》未收的道书。此外,明清至民国年间编成的道教丛书还有《方壶外史》《道言五种》《道书十二种》《古书隐楼丛书》《济一子证道秘书》《楞园仙书》《道书全集》《道贯真源》《道经秘集》《道统大成》《仙术秘库》《道藏续编》等。

《道藏》是一部大型道教文献典籍的结集,内容涉及道教各个方面,包括理论、历史、组织、教派,也相当多地包含了《易学》、医药学、养生学、哲学、地理学等,还保留了《道德经》、《南华经》、《淮南子》等各种版本,为道教研究提供了第一手资料。每个道教研究者都离不开它,否则寸步难行。在国外的道教研究中,《道藏》研究占有重要地位。在研究道教经典方面,国外汉学家取材于两个方面:一是《道藏》本身,被国外学者称为原始资料;二是《道藏》以外的道教资料,外国学者着眼于敦煌经卷、碑铭文字和实地调查。

清代至民国时期,道教的发展陷于停滞和衰落。明末之后近四百年未曾重修《道藏》。新中国成立之后,对道教的学术研究和经书整理未及提上日程。文革浩劫之后,中国大陆从上世纪八十年代初恢复道教活动,学术界的道教研究也开始活跃起来。经十余年的恢复,大陆出现了一批专业研究机构和中青年学者,对道教典籍的整理研究取得了不少成果,重修《道藏》的条件已经具备。1996年,由中国道教协会、中国社会科学院道家与道教文化研究中心、华夏出版社三家联合发起了《中华道藏》编修工程。按当时的规划分两步实施,首先完成对明代《道藏》的整理重编;然后再搜集整理明《道藏》未收的道书,编纂《中华续道藏》。首期工程经全国各地一百多位学者协同努力,至2004年编成《中华道藏》48册,正式出版。又经笔者费时三年,编成第49册《目录索引》出版。前后历时十多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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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补佚

1986年日本株式会社中文出版缩印《道藏》,编为16开本30册。1988年文物出版社、上海书店和天津古籍出版社三家联合影印《道藏》作了适当的补缺和订正。《道藏题要》系任继愈和钟肇鹏主持的道藏检索工具书,1991年由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出版,在西方流传甚广,被译作Synopsis
of the Taoist Ca-non(Tao-tsang
ti-yao)。这是一部汇集道经并论及有关典籍的大丛书,明《正统道藏》和《万历续道藏》共收书籍1473种。该《提要》对每一种书内容都作了简明扼要的介绍,对作者不详的书籍,尽可能指出其时代断限。《提要》后还附有《道藏》各书编撰人简介、《正续道藏经目录》及《道藏》书名与编撰人索引。这本书是阅读《道藏》的门径和检索工具书。本书中有些不足之处,已在1995年版胡孚琛主编的《中国道教大辞典》中有所改正。

道教在历史上曾传播到越南、韩国等中国周边诸国。因此在国外亦有许多道教典籍流传。韩国汉城大学、延世大学、高丽大学图书馆,越南河内汉喃研究院、美国普林斯顿大学、日本京都大学、法兰西高等学院等图书馆,均收藏有道教古籍。日本公私收藏的中国古籍甚多,其中与道教相关的写本及刻本尚无统计。韩国的道书,有许多未收入《道藏》的古籍珍本,也有部分韩人撰写和翻译的道书。据说韩国学者编纂的《韩国道藏》已出版。越南河内汉喃研究院及法国、荷兰等国研究机构,收藏有大批汉文及喃字古籍及碑铭。据刘春银、王小盾主编《越南汉喃文献目录提要》着录,其中有不少道教相关的汉喃典籍。这些国外古籍对研究道教及中外文化交流也是非常珍贵的资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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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道藏》所收典籍的内容庞杂,但许多道书的问世年代、作者均不明确,其内容仅从书名很难看出。上世纪八十年代中国社会科学院宗教研究所道教室编撰的《道藏提要》一书,仿照清《四库提要》体例,扼要介绍明《道藏》所收各书的成书年代、作者和内容梗概。2005年出版的荷兰学者施舟人主编英文版《道藏通考》,是欧美学者考证《道藏》经书的大作。

2、点校

前述历史上多个王朝统治者支持编修《道藏》,主要目的是炫耀其盛世文治之功。道门领袖主持编修《道藏》,则是为了形成权威的经教体系,教化信徒认同教门。《道藏》对于道教徒来说,是具有神圣意味的经书。但从更广泛的视域来看,它也是中华民族传统文化的重要遗产。在世界各大文明中,中华民族保存自己的历史文献是最完备的。每当国家政治稳定、经济繁荣时期,都会在文化领域出现搜集整理文献的盛事。儒释道三教的四部丛书、《大藏经》及《道藏》经书,历来都是文献整理的重点项目。当前中国学术界正在实施的编纂《儒藏》《中华大典》《中华大藏经》续集等大型古籍整理工程,就是延续中国文化优秀传统的工作。

历代金石铭文中,有许多与道教有关的珍贵资料。民国时期著名学者陈垣先生曾搜集整理道教碑刻,编成《道家金石略》稿本。上世纪八十年代陈智超先生对稿本作了较多增补校勘,编成《道家金石略》。该书收录从汉魏六朝至明代有关道教的碑文1538篇,是迄今收集最完备的道教金石资料集。1997年巴蜀书社出版龙显昭、黄海德主编《巴蜀道教碑文集成》。2005年北京大学出版社出版王宗昱编《金元全真教石刻新编》。近年来学术界出现了收集整理道教碑文热潮。赵卫东、萧霁虹等学者的著作纷纷出版。

历代编撰的各种史书、方志、类书、文集及野史、笔记、小说、戏曲等书中,保存有大量关于道教历史、人物、科仪、文献目录、宫观名山、神话传说等方面的资料。这些史料散见于浩如烟海的古籍中,翻检不易,极需编集整理。陈撄宁先生曾依据二十四史和《资治通鉴》,组织中国道协研究室编成《道教史资料》。近年来,明清实录、清朝档案、民国档案等公文书中的道教资料被国内外学者广泛引用,正待全面汇集整理。2013年,中国人民大学汇编的《中国地方志佛道教文献汇纂》已经出版。

7、少数民族文书

《道藏》研究始于明清时期。明朝白云霁撰有《道藏目录详注》四卷,清末著名学者刘师培撰有《读道藏记》。最近数十年,中外学者研究《道藏》的著作和编撰的工具书更多。陈国符所撰《道藏源流考》、日本吉冈义丰《道教经典史论》,均为研究道教典籍沿革的名著。道书目录的编撰始于魏晋南北朝。唐宋金元历朝的目录学著作中,也著录了许多当时存在的道书。其中南宋郑樵的《通志艺文略》共著录道书1320余种,3700多卷,是道教以外的学者所撰目录书中著录道书最详尽的。近代英国学者龙彼得撰有《宋代馆阁及家藏道书综录》。又,明《道藏》的编排混乱,研究者查阅时颇感不便。近人翁独健编成《道藏子目引得》一书,是查阅《道藏》的工具书。台湾精装本《正统道藏》附有目录索引一册。《中国丛书综录》中有根据《正统道藏》《道藏辑要》《道藏精华录》三种丛书编纂的道书目录索引。日本和法国学者也编有一些道书的目录和名词索引。例如大渊忍尔、石井昌子合编的《六朝唐宋の古文献所引道教典籍目录索引》一书,依据四十五种六朝唐宋文献编成,是考察早期道教典籍的年代和名目的重要工具书。施舟人、陈耀庭编《道藏索引》,可查阅五种版本明《道藏》。

3、《中华道藏》续集将要收入的纸本文献数量巨大,目前尚难精确估算。初步估计至少应有23亿字数。要将如此浩大的文献资料,全部按现代古籍整理学术规范整理标点成书,目前道教界及道教学界既力所不及,实际亦无此必要。应学习《儒藏》编纂工程的经验,将《道藏》续集分为精华本、普通本两大部份。首先由专家学者挑选对道教研究和教义传承更具价值的部份文献,仿照《中华道藏》前期工程的体例进行整理和标点。精华本的规模应控制在五十册以内,大约五千万字左右。其余的普通文献可编为影印本,省略既耗时又费力的标点和精校工作。

10、道藏研究著作及工具书

4、金石碑文

众所周知,世界上各种高级宗教,如基督教、佛教、伊斯兰教、印度教等,都有自己悠久的文化传统和完备的经教体系,被称作有经典的宗教。道教也是这样的宗教。在其形成和发展的漫长历史过程中,积累了大量的经书典籍。汇聚道教一切经书典籍的总集就是《道藏》。收入《道藏》中的经书典籍,是中国古代文化遗产的重要组成部分,对研究中国古代宗教、哲学、文学、艺术、科技发展的历史,以及民间礼俗的形成、国内族群文化乃至中外文化的交流融合,都具有珍贵的史料价值。古人云:温故知新。今人亦有返本开新之说。对道教而言,整理已有的经典文献,是在传承中开新的一项基础工程。因此我想借此次盛会之机,就启动《中华道藏》第二期续修工程的问题,发表一些初步的想法。

9、佛教相关资料

一、《道藏》编篡的历史源流

5、道教史资料

《道藏》是一部巨大的丛书,多达五千四百余卷,约七千多万字。不仅分量超过约三千多卷的《二十四史》,而且所收典籍内容庞杂,各种文体的古籍都有。按照现代学术规范整理这部丛书,困难显而易见。从学术上看,这次整理编修《中华道藏》的重点和难点如下:

道教经书的分类法,从唐代开始采用三洞四辅体例。这种分类法不便查阅。《中华道藏》既尊重道教固有经教体系,又采用现代学术规则。保留原三洞四辅的类目,但对所收经书根据其内容性质、时代先后、所属门派,重新归类编次。分编为三洞真经、四辅真经、道教论集、道法众术、道门科仪、道史仙传、目录索引七大类,共四十九册。

明《道藏》所收经书标题不分层级,字体大小无别,经注文多有窜乱,行格版式亦不符合现代规范,造成阅读困难。本次整理设计三种文本样式,五级标题,用三种字体重新排版印制。对原书中数以万计的符图,都用电脑重新录制和处理。俾使面目一新,方便阅读。

依照《中华道藏》编修工作规划,在完成对明代《道藏》整理重编的首期工程后,将适时启动第二期工程。继续搜集整理明《道藏》未收的道书,编纂《中华续道藏》。我们认为,启动这一工程的时机已经到来。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在系列讲话中,多次谈到传承和弘扬中国传统优秀文化,实现中华文明的复兴之梦。当前中国学术界正在实施编纂《儒藏》《中华大藏经》续集等大型古籍整理工程。道教界亦应继承盛世修藏的文化传统,搜集整理自己的文献典籍。道教是中国传统文化三大主干之一,是当今中国五大合法宗教中唯一植根于中华文明土壤的宗教。传承和弘扬道教文化,推动道教走向世界,是传播中华文明软实力的重要举措。编修《中华道藏》续集,搜集整理明代以来数百年问世的道教文献,尤其是民间流传的巨量抄本、刻本、图像、碑铭等,可使这些珍贵典籍免于散佚。

2、考古资料

四、编修《中华道藏》续集的初步设想

5、《中华道藏》不仅是一个编纂道教文献的工程,也是一个研究道教文献、培养道教界学术人才的工程。道教文献的研究不仅基础薄弱,而且各部类文献的搜集整理不平衡,真正有经验的文献专家极少。因此应该学习《清史》工程的经验,在编修过程中定期举行学术研讨会、创办《道教文献研究》刊物。开办专门的学习班,聘请专家带学生,教授文献整理、图像编辑和数据处理等方面的知识和技巧。从而通过《道藏》工程培养出一批高素质的学术研究人才,彻底改变道教界人才无继的发展瓶颈。

台湾道教学者萧天石,自五十年代开始搜集整理道教古书秘笈,主持编纂《道藏精华》,陆续出版了17集,加外集2部。所收道书多达800余种,大多为内丹养生著作,其中亦有明《道藏》未收的道书古本、孤本和手抄本秘笈。该丛书由台湾自由出版社印行,有精装本75册、平装普及本104册。美国学者苏海涵编辑的《庄林续道藏》,凡25册,分为四部,收入符箓科仪类道书,其中多有手抄秘本,颇为珍贵。

上世纪五十年代以来,考古工作者在各地古墓群中,发现大批汉魏六朝方士为民众死者解罪除殃的镇墓文、买地券、衣物疏、碑文等,数量近二百件。这些资料对研究早期道教起源及符咒法术,有极为重要的价值。唐宋元明清历代墓葬中,也出土不少与道教信仰相关的器物及铭文。这些新资料已经引起许多学者的重视。2006年北京线装书局出版四川大学张勋燎、白彬编撰的《中国道教考古》,汇集整理部份道教资料和图片,并结合《道藏》文献作了研究。

道教是中华民族固有的传统宗教,植根于中华文明的土壤之中,迄今已有两千多年历史。它对中国古代社会的政治制度、道德伦理,民间习俗等方面,都曾经发生过重要的影响。鲁迅先生曾称道教是中国的根柢。党的十八大提出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实现中华文明复兴之梦。习近平总书记在系列讲话中谈到传承和弘扬中国传统优秀文化。道教作为中国传统文化的三大主干之一,迎来了新的发展契机。

清光绪二十六年在敦煌莫高窟藏经洞发现大批古代经卷文书的抄本,其中道经抄本有八百多件,抄写年代多在南北朝末至唐代。内容包括道家诸子书、道教经书、科仪、类书、论着、诗词、变文等。其中许多抄本,都可弥补明《道藏》的缺佚。自敦煌道经发现以来,中外学者已发表了许多研究论文和专着。搜集整理敦煌道教文献写本图片及释文的工作正在进行。

6、民间道书

自明代编修《道藏》之后问世的经传法诀、科仪善书、近代考古发现的古佚道经,数量庞大。这些文献都应甄别整理,收入新修《中华道藏》。考虑到实施的可行性,首先整理明编《道藏》所收1476种,5485卷经书,除3种重复外,均收入本编。其中部份经书酌情改编,故所列经书篇卷数,与明《藏》略有不同。唐宋金元所编《道藏》经书,有明代失传或残缺,而今复得者。如近代考古发现之黄老简帛书、敦煌道经写本,金元藏经刻本孑遗等,选择其中明《藏》失收或有版本价值者,补入本编。都合前述明《道藏》所收经书,总计一千五百二十六种。

《道藏》编纂的历史悠久。据现代学者考证,《道藏》的形成大约始于唐初高宗、武后时期,当时称作《一切经》或《一切道经》。唐玄宗开元年间,首次由官方组织编成《一切道经》,总计3744卷。天宝七年诏令天下诸道抄写《一切道经》。唐末战乱,各地道经多遭焚毁。北宋真宗大中祥符年间,张君房奉旨主持增修《道藏》。至天禧三年编成《大宋天宫宝藏》,共有4565卷。宋徽宗政和中,又诏访道书,敕道士元妙宗、王道坚等校定,送福州闽县镂板,题曰《万寿道藏》,共5481卷。刊镂工讫,进经板于东京。这是全部《道藏》首次刊板印刷。及靖康之难,《道藏》经板落入女真之手。金世宗大定四年,诏取汴京《万寿道藏》经板,付中都十方大天长观。章宗明昌元年,天长观提点孙明道奉诏编成《大金玄都宝藏》,有6455卷。旋因天长观失火,经板焚毁。蒙古太宗九年,全真派道士宋德方倡议在山西平阳等地编刻道经。至乃马真后称制三年,全藏刊刻完毕,经书增至7800余卷,仍名为《玄都宝藏》。元世祖至元十八年,道士与佛僧争辩失败,诏令焚毁《道藏》经板。唐宋金元传世的大批道教古籍,因此次焚经之祸而致缺佚。迄今仅有极少数唐宋金元《道藏》经书的孑遗尚存于世。明英宗正统十年,第43代天师张宇初等奉旨编成《正统道藏》。神宗万历三十五年,第50代天师张国祥又编成《续道藏》。这部明代《道藏》共收入经书1476种,5485卷,分装为512函,以千字文标题函号。明清两代曾多次印刷《正统道藏》,颁赐各地道教宫观。清光绪庚子年,八国联军侵入北京,明《道藏》经板悉遭焚毁。各处宫观所存《道藏》印本,亦多告缺。其大略完备可观者,惟北京白云观所存明刊本一部。此外,在河南南阳图书馆、四川大学图书馆、山西太原崇善寺、日本宫内厅图书馆等处,尚存有明版《道藏》的残本。

二、《中华道藏》的编纂工作

道教在近现代受到外来宗教及世俗文化的冲击而衰落,极须振兴。但实事求是的说,道教界自身的文化品位及人员素质较低,缺乏高水准的教学队伍和学术专家。这是重新振兴道教文化的瓶颈。在中国学术界,研究道教及民间信仰的机构和专家学者,也少于研究儒教、佛教、基督宗教的力量。培养道教界和道教学界的新生力量,仅靠师徒口传和院校教育是不够的。需要通过大型文化工程项目的实施,将相关人才吸引和聚集起来,在实践中增长才干,锻炼队伍。这是启动《中华道藏》续修工程的另一个重要意义。

道教在其发展过程中,一直与佛教有密切关系。双方既有激烈争论,又互相吸取对方的教义、戒律、方术,并关注对方发展的状况。因此在庞大的佛教典籍中,也有许多与道教有关的文献。如《弘明集》《广弘明集》《集古今佛道论衡》《高僧传》《续高僧传》《至元辨伪录》等。佛教经书中还有不少受道教影响而编造的疑伪经。这些都是研究道教史和佛道关系史的重要史料,受到学者们的重视。但至今对佛典中的道教相关资料,尚未有全面地清理和编集。

三、启动《中华道藏》续修工程的倡议

2、《中华道藏》续集与前期的《中华道藏》不同。它不是对前代已有的文献总集进行编辑整理和增补,而是新编一部道教文献的总集。为此必须像清代编辑《四库全书》那样,先期搜集相关文献。应发动道教界、学术界及境外学者,广泛搜寻未入《道藏》的道教遗佚文献。重点是全国各大宫观寺庙、世界各国图书馆、博物馆、艺术馆、文物部门等机构,以及私人收藏家、出版商等掌握的道教文献、书画、碑拓等藏品。还要广泛开展田野调查,搜集民间道士手中的道教经书、科仪、符咒抄本、宗谱、箓牒、图像等资料。编委会下应有一个专门小组,负责将搜集到的资料登记造册、分类著录、复制、影印,或转化为可查询的电子数据库,以便于进一步的编辑整理工作。

1、古佚道书

总起来看,《中华道藏》是一部精心设计制作、合乎学术规范,且方便适用的大型古籍。是新时期古籍整理的一个重要成果。

除上述大型道教丛书外,与道教有关的文献还有以下几个方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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