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宝马娱乐在线】唐宋家庭经济运行方式简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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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摘要:现有的唐宋经济论著关注社会化的经济活动比较多,对其中的家庭经济问题只是间接涉及,尚未进行系统考察,尤其是没有作为一个完整的运行方式来考察。我们考察家庭经济运行方式,可以以家庭的生产、生活和生育周期为主线,以财产的家庭所有制形式为基础,把家庭经济的各个方面联系起来,作为一个完整的运行方式体系、一个生产生活保障体系来认识。家庭经济正常运行的基础是财产的家庭所有制形式古代家庭经济运行的基础,是财产所有制形式与生产生活单位的一致性。生产力决定生产关系和生产生活单位的格局,生产关系的核心是所有制,所有制单位与生产生活单位相一致,是生产生活正常运转的基础,社会和家庭都是如此。

杨国桢先生对封建土地所有权内部结构运动的考察,主要着眼于所有权结构中在纵向上多层权利的分离组合。按他的理解,对同一客体的所有权,可以分割为由不同的主体享有。中国封建社会的土地所有权,就是由国家与乡族两重共同体所有权与私人所有权结合而成的。封建土地所有权的运动,表现为这几种互相结合又处于相互排斥状态的所有权之间在同一结构内地位的更替与消长,其基本的发展趋势则是私有权的上升。但在中国传统社会,土地私有权的发展,始终未能摆脱国家和乡族土地所有权的附着与制约。明清时期土地私有权的进一步发展,也没有导向地权的重新分配及向私有权的近代形态演进,只表现为地主土地私有权的进一步分化。这种分化并没有导致封建土地所有制的崩溃,却不断被纳入封建削剥的轨道,从而成为中国封建土地所有制“僵而不死”的一个重要原因。

唐宋时期家庭经济运行以自给自足为原则,以男耕女织为基本内容;直接目的是家人的衣食温饱,最终目的是传宗接代。唐宋时期家庭经济运行呈现三个明显特征。

  古代家庭经济的运行节奏和过程是由三个周期串起来的,即自然季节决定的家庭生产周期、农业生产技术决定的家庭生活周期、代际更替时间决定的家庭人口生育周期,分别是一年、三年和十八年。家庭的生产活动由自然季节决定,春播夏管秋收冬藏,四季循环一遍为一年,也就是一个生产周期。家庭的生活安排以三年为周期,源自先秦时期休耕制下形成的习惯,由于三年的时段比较适宜,在休耕制消失后就延用下来了。

由傅衣凌先生建立,杨国桢先生作进一步论证的上述关于中国传统社会的解释模型,同以往一些把地主经济同商品经济简单对立起来,把地主制衰落同资本主义产生视为必然同步的过程,把社会变迁的历史想象成一个直线发展过程的公式化、教条化的观点相比,在认识上显然提高了一步,而且更富有洞察力和解释力。但我们也感到,这一理论架构的一些更基本的前提,仍然未能完全摆脱关于历史发展的线性决定论的逻辑,而且,由于这种解释所使用的概念系统的局限性,其中蕴含的某些新的认识倾向未能更准确、更清晰地表达出来。我们注意到傅衣凌先生在他的最后遗作《中国传统社会:多元的结构》一文中,已显示出试图将自己过去建立的解释模型置于一个更科学的认识论和方法基础之上。在我们与杨国桢先生的交往中,亦了解到他也在更新思维方式和学术观点方面,继续作新的探索。这一着作既已在一些问题突破了过去的教条化的研究范式,就一定会成为作者今后进一步更新和完善上述理论体系的新起点。

我们知道,生产关系与生产力、所有制与社会的整体状况必须相互适应,不能滞后也不能超前。生产关系的核心是所有制,所有制单位与生产生活单位相一致,是生产生活正常运转的基础,也是社会稳定发展的基础。

  这三个周期在古代家庭经济生活中一直起着“主线”作用,对应着家庭职能,规范和协调着家庭的生产、生活和生育过程,并由此形成了完善的家庭经济生活运行体系。三个周期和历法相互配合,使得各个小家庭的经济活动表面上分散,实际上统一,既能安排好家庭成员每年的劳作程序,使人地都各尽其力,保证正常的收入,又能安排好家庭成员的消费,遇有天灾人祸也可以安全度过,为家庭生育职能的履行、家庭经济活动最终目的的实现提供了保障,也在客观上保证了整个社会的有序代际更替。

从地权分化组合的历史运动来考察地主经济的演变趋势,同以往常见的关于封建土地所有制解体的公式化、概念化的解释相比,显然提供了一个更深刻也更易于作实在地把握的认识角度。但其意义似乎还不仅仅限于这一点。透过地权关系分化组合的复杂形态,我们可以更深入地认识中国传统社会中财产关系和相应的财产观念的某些更基本的特质。封建时代的私有权表现为不完全、不纯粹形态,在私有权之上附着共同体所有权,是由这个社会中的个人社会地位身份化,个人不具有独立的自由的人格这一基本的社会关系决定。对于这一点,杨国桢先生已经指出了,但我们觉得在今后的研究中,还可以从这个角度去作更深入的剖析。在一个个人权利首先取决于他在共同体中的地位的社会中,绝对排他的、自由的私有权是无从成立的,在这种身份制社会里,财产关系和财产权观念,也必然根本不同于近代西方社会那种形态。在明清时期,我们可以看到不少经济现象,似乎与西欧资本主义发展早期的某些征象相类似,如土地的“自由”买卖、契约关系发达、自耕农经济的普遍、雇佣关系的发展等等。人们常常由此推论封建经济的解体和资本主义萌芽的出现,却忽视了一个重要的差别:这些征象在中国出现时,财产法权关系和个人社会地位都没有发生根本性变动,而在近代西欧,这些征象的出现,却伴随着一个私有财产与个人社会地位神圣化的过程。这一差别至少可部分地解释为什么中国的社会变迁总不能突破传统的结构,而上述征象在欧洲出现却意味着一个新社会的诞生。

唐宋时期的家庭主要是个体小农家庭。家庭经济主要是乡村家庭经济,即小农经济。之所以从唐宋时期入手考察家庭经济,主要是因为此前资料太少,很多细节搞不清楚,资料相对多一些的唐宋就成了最早的可以具体考察的时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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考察唐宋时期的家庭经济问题,需要运用社会经济史“眼光向下”的研究方法,把研究视角由“国计”转向“民生”,把研究内容从社会化的经济活动转向平民百姓的日常家庭经济生活。

  接受这个认识,需要准确解读当时的“政论”性奏章。有些奏章说到唐宋时期乡村家庭的经济状况,经常沿用“富者田连阡陌,贫者无卓锥之地”的说法,甚至认为“历代刻薄之法,本朝皆备”。这些话是官员讲给皇帝听的,属于“政论”性质;为了引起皇帝的重视,采纳他们的建议,他们专门挑选支持自己主张的事例,即使是一些特殊的局部现象,也会以偏概全,做夸张性的描述,意在说明眼下已经到了最危险的时候,如果不按他们所说的做,马上就会天下大乱。所以在这些人的笔下,当时的社会都是最黑暗的,当时的百姓生活也是最悲惨的。鉴于“政论”的这个特点,不能把这类记载作为信史,需要从中解读出“通常”的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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宝马娱乐在线,唐宋家庭经济运行方式的启示

关键词:家庭经济;运行方式;财产;生产生活;唐宋;经济问题;考察;家庭所有制;生产关系;经济活动

厦门大学历史研究所所长杨国桢教授新着《明清土地契约文书研究》一书,已于1988年由人民出版社出版。作者在这部以明清土地契约文书为研究对象的专着中,既继承了业师傅衣凌先生重视民间文献的研究传统,又表现了进一步推动契约研究的系统化和专门化的努力方向。这对明清契约文书学的发展,无疑将有着承前启后之功。

唐宋家庭经济运行方式的特征

  唐宋家庭经济是一个成熟的运行方式体系

按照我国马克思主义史学传统的研究范式,剖析封建社会的经济结构,应从土地所有制入手,故土地所有制形式及其历史变迁,长期以来是我国社会经济史研究的一个热点。基于“土地契约文书是土地权利关系的法律文书”这一认识,杨国桢先生对土地契约文书的研究,亦主要着眼于明清土地权利关系,试图透过土地契约文书反映出来的地权关系结构及其历史运动,揭示明清社会演变的底蕴。与以往许多关于中国土地制度的研究不同,杨先生没有机械地套用近代欧洲的所有权范畴来分析中国传统的地权关系,也没有纠缠于“所有”“占有”之类概念的界分,而是通过对大量土地契约文书的实证性研究,理清地权关系的实态,究明中国传统社会土地财产关系的特质。

小农家庭是最基本的生产生活单位,也是财产所有制的基本单位,首先是由生产力和生产技术水平限定的,其次是由小农家庭的职能决定的。自然经济条件下的个体小农家庭具有生产、生活、生育的全方位职能,如同孟子所说的“仰足以事父母,俯足以蓄妻子”。这就必须把生产生活的家庭与财产所有制单位的家庭一致起来,使家庭生产生活正常进行,才能使家庭顺畅地履行其职能。反证一下,对这个问题看得更清楚。历代都有一些累世同居共财的大家庭,被称为“义门”,经常受到朝廷的旌表。但这种大家庭都维持不了太长的时间,通常三四代就会解体。其中的主要原因,是这种大家庭把财产所有制单位和生产生活单位同步扩大化了,由传统“三代五口”的核心小家庭扩大成越来越大的“联合家庭”,财产所有权不明晰,生产生活的组织过程也混乱了。这种大家庭最终都会通过分家析产解体为个体小家庭,其实是回归到通常的轨道上来了。

  现有的唐宋经济论著关注社会化的经济活动比较多,对其中的家庭经济问题只是间接涉及,尚未进行系统考察,尤其是没有作为一个完整的运行方式来考察。家庭经济问题具有“历时性”特点,与朝代更替关系不大。运用社会经济史的方法,把研究的视角由“国计”转向“民生”,把研究的内容从土地赋税制度、租佃关系转向平民百姓的家庭经济生活,不失为一种有益的尝试。

关于中国封建土地所有权内部结构及其历史运动的这一解释模式,是本书最主要也最有新意的内容所在。围绕这一主题,作者从契约形式和内容的变化等一系列具体问题入手,进行了多方面的实证性研究,其中最值得注意的是对“一田二主”现象的考察和解释。通过对由永佃制向“一田二主”的转化过程进行深入的考察,作者指出了田面权与永佃权的本质区别,明确将田面权界定为一种所有权,把“一田二主”的发展看成明清土地所有权分化的一种基本形式。这一见解虽然不一定会完全为所有历史学家接受,但这种基于以规范实际经济关系的契约文书为对象的实证性研究而提出的见解,对澄清某些模糊的误解,深化关于明清地权关系和地主经济的演变趋势的认识,将是大有裨益的。

二是家庭经济运行节奏按三个周期安排。古代家庭经济运行节奏和过程是由三个周期串起来的,即自然季节决定的家庭生产周期、农业生产技术决定的家庭生活周期、代际更替时间决定的家庭人口生育周期,分别是一年、三年和十八年。家庭的生产活动由自然季节决定,春播夏管秋收冬藏,四季循环一遍为一年,也就是一个生产周期。家庭生活的安排以三年为周期,源自先秦时期休耕制下“三年一换土易居”形成的习惯,由于三年的时段比较适宜,休耕制消失后延用了下来。家庭人口生育周期受婚育习俗和人均寿命的制约,每过十八年家庭人口就有一轮新的增长,至少增加一倍。这三个周期在家庭经济运行过程中起着“主线”作用,对应着家庭职能,规范和协调着家庭的生产、生活和生育过程,并由此形成完善的家庭经济生活运行体系。三个周期和历法相互配合,使得各个小家庭的经济活动表面上分散,实际上统一,既能安排好家庭成员每年的劳作程序,使人地各尽其力,保证正常的收入,又能安排好家庭成员的消费,遇有天灾人祸也可以安全度过,为家庭生育职能的履行、家庭经济活动最终目的的实现提供了保障,也在客观上保证了整个社会的有序代际更替。

  我国古代家庭经济的运行以家庭为单位,以自给自足为原则,以男耕女织为基本内容;直接目的是衣食温饱,最终目的是传宗接代。我们考察家庭经济运行方式,可以以家庭的生产、生活和生育周期为主线,以财产的家庭所有制形式为基础,把家庭经济的各个方面联系起来,作为一个完整的运行方式体系、一个生产生活保障体系来认识。随着家庭经济的发展和完善,到唐宋时期,自给自足的家庭生产生活已经形成了一套运行方式体系和保障体系,自耕农半自耕农家庭包括佃农客户,并不总是饥寒交迫,正常年景已经能够维持基本的温饱。

(本文摘自刘志伟着《借题发挥》,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9年)

眼光向下的视角

  家庭经济的运行节奏按三个周期来安排

这部近30万字的专着,除“绪言”和“后记”外,共有8章。第一章讨论了明清土地制度与契约关系的发展,实为全书的概论。第二、三章属专题研究,透过土地契约文书,分别考察了明清时期地权分化的历史演变和山区经济的特点。第四至八章则按行政区域作分省区域研究,分别对山东、安徽、江苏、浙江、福建、台湾、广东、广西八省的土地契约文书进行了具体的介绍和分析,对第一至三章讨论的问题从区域性特点的角度作了更深入的阐释。全书以宏观纵论与微观辨析相结合,取契约文书与其他文献和参证,不仅材料搜采广泛,研究方法自成特色,而且学术眼光独到,见解颇显深度,结论多有新说,在近年来国内出版的明清社会经济史研究着作中,堪称佳作。

三是家庭经济正常运行的基础是财产的家庭所有制形式。唐宋时期与前后各个时期一样,家庭经济运行基础是财产所有制形式与生产生活单位的一致性。过去学术界主要以近代西欧的绝对个人私有制形式为参照,从国家权力对于个人财产的侵犯、从相关法律的模糊来论证我国古代绝对私有权的缺失。我们从家庭经济运行方式的角度继续思考这个问题,可以为准确把握我国古代财产私有权的特性提供一个新的认识空间。我国古代的财产所有制形式既不是所谓的国家或皇帝所有制,也不是近代西欧式的个人绝对私有制,而是一种以家庭为基本物权单位、以诸子共有为实质内容的家庭所有制形式;这种财产所有制形式的基本特征是只有家庭的财产,任何个人包括家长都没有完整的财产所有权。既然财产的所有制单位是家庭,是小农家庭所有制,生产生活单位也应该与之相适应,也应该是小农家庭。只有这样,家庭经济才能正常运行。一旦贫富分化加剧,破产小农家庭增多,或者因为其他原因导致小农家庭与土地所有权分离,家庭经济乃至社会经济就不能正常运转了。

由于中国历史上既没有西方那种明确地规范所有权范畴的罗马法传统,也未曾产生过像欧洲启蒙时期那样呼唤天赋人权和私有财产神圣化的思潮,因此,尽管财产关系在表层上变动不居,却总未能引起财产法权形态及观念在文化深层突破传统模式的革命性更新。《明清土地契约文书研究》一书中揭示的种种事实,诸如土地私有权一直受共同体制约,不能发育成纯粹的、绝对的形态,地权关系的发展只是导向产权的多重分割,土地财产屡卖不断,断而不死等等,实际上乃反映了中国传统社会中所有权观念的模糊性,显露出中国传统的所有权范畴同欧洲近代社会中的所有权范畴有着本质的差别。正是由于这一差别,尽管土地私有制在中国历史上很早已确立,并一直在发展,在深化,这种发展却很难导向西欧近代那样的绝对排他的完全的财产私有权。在近百年来中国由传统向近代的历史转变中,身份关系制约下的财产关系和模糊的财产法权观念,不但没有受到冲击,甚至还往往是扭曲异质的一个渊薮。尽管革命经常以财产权的急剧更迭为中心,但人们对财产法权的观念却未发生近代化的转型。直到今天,产权的不确定性和模糊性,仍是中国经济向现代体制转变中难以解脱的一大困扰。从这个意义上看,对明清土地所有权内部结构及其历史运动的研究,还蕴含着相当深刻的理论和现实意义。

一是已经形成相对成熟的运行方式体系。把家庭经济各方面联系起来看,随着家庭经济的发展和完善,到唐宋时期,自给自足的家庭生产生活已经形成了一套成熟的运行方式和保障体系,自耕农半自耕农家庭包括佃农客户并不总是饥寒交迫,正常年景已能够维持基本的温饱。为了准确认识普通农家的实际经济状况,可以从户等划分方式入手考察。唐宋时期官府为了按户等高下有差别地征派赋税徭役,划分户等时需要详细评估和记录各家财产的种类、数量和价值,从而保留了考察乡村家庭经济史的可信资料。资料显示,唐宋时期乡村社会阶层的整体构成是,一二等的上户最少,主体部分是两大块——中户加上第四等户为一块,第五等户加上客户为一块,两大块的数量基本持平。上户即地主阶层占有的土地总量与中下层农家占有的土地总量大致持平,习惯认为的不到10%的地主占用了90%以上土地的传统说法,至少不符合唐宋时期历史实际,有关论著对普通农家经济状况的估计偏低。

原标题:刘志伟:明清土地契约文书研究的新方向

唐宋文献中关于家庭经济的记载比以前多了,仍然稀少而零散,而且这些记载往往因夸张而失真。说到唐宋时期乡村农民家庭的经济状况,很容易想到时人所讲的“富者田连阡陌,贫者无卓锥之地”,以及“历代刻薄之法,本朝皆备”。战国的李悝、西汉的晁错和董仲舒就有过类似的表达,说“贫者常衣牛马之衣,而食犬彘之食”。这些都是官员讲给皇帝听的,属于“政论”,有的是地方官员为了减缓上解税物的压力而夸大一时的困难,有的是强调起点低以彰显自己的政绩,更多是为了引起皇帝重视从而采纳建议。他们专门挑选支持自己主张的事例,即使是一些特殊的局部现象,也会以偏概全地做出夸张性描述。明白了“政论”的特点,就不能把这类记载作为信史直接引用,需要挤掉水分,留下真实的部分;换句话说,要从中看出“通常”情况。

杨国桢先生在关于中国传统社会经济结构及明清社会变迁等基本问题的认识上,亦进一步阐发了傅衣凌先生的观点。对傅先生从公、私两个系统及其互动关系来分析传统社会经济运行的视角,关于中国封建经济的多元弹性结构的理论,特别是乡族论和关于地主经济既早熟又不成熟的命题,本书皆作了有说服力的阐发。作者一方面把契约关系的发展,契约形式的多样化,在契约内容中反映出来的人身依附关系和超经济强制的削弱,佃农经济的独立性和经营自主权的发展,地权的分化,山区商品经济发展等等事实,归结为传统地主经济已经走到顶点,以庶民地主为主干的中国地主制已发展到烂熟,甚至出现了解体的征兆。另一方面,作者着力更多的是,从契约文书及其反映的复杂经济关系中,揭示中国传统社会向近代转变的障碍所在,说明地主经济“僵而不死”的特点。作者从土地契约文书中体察到契约关系发展呈现的“弹性”;透过契约形式平等的表象,窥视到背后蕴含的社会经济关系的不平等;从契约所规定的种种权利关系中,发现了中国传统土地私有权不纯粹、不完全的特征;在认识到地权分化是对地主土地所有权的侵蚀的同时,又强调这种分化不能消灭地主土地所有权,只能成为地主阶级内部调整和更新的一种方式;在考察山区经济发展时,从这种发展的大起大落的特点,揭示了商品经济与自然经济之间的胶着状态。在这里杨国桢先生既进一步论证和丰富了傅衣凌先生建立的理论架构,又使契约文书学研究的起点,得以超越单纯文献学研究的视野,达到更高的理论层面。这对学术的发展,无疑是一富有价值的贡献。

在唐宋乃至中国古代经济史的研究中,论者关注最多的是土地赋税制度,对家庭经济问题很少涉及;租佃关系探讨的也是地主家庭与佃农家庭之间的经济关系,尚未深入到家庭内部。从学术积累的角度来说,完整的中国古代经济史应该包括家庭经济,甚至应该把家庭经济作为古代经济史的主体内容,因为自然经济时代生产生活的基本单位是家庭,不是工厂和车间;古代的生产生活基本上是个体化的,社会化的经济活动处于次要地位。

由于家庭经济生活内容的特殊性,考察使用的主要是传统人文学科的方法:一是考察经济问题主要不是量化推算,而是整体判断。不只是家庭人口数,论述过程中的数字都是“大约”数,尽量剔除两极记录,力争反映通常情况。二是考察日常生产生活问题需要注重具体的甚至细小的“碎片”内容,不必涉及“唐宋变革”之类的宏观问题。

(作者系国家社科基金年度项目“唐宋家庭经济运行方式研究”负责人、河北师范大学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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